1971年至1974年间，祝庭勋担任李德生同志的秘书。弹指四年，祝庭勋对李老的最大印象是，他荣辱不惊，非常镇定。现在看来，一切事物都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涤荡，又彰显，可追寻，不萧条。李老一路走过战争年代，战场上飞沙走石，险象环生，条件非常艰苦。但对他来说，重重考验都是正常的，可以笑对生死，云淡风轻。每次打仗，要侦察敌情、我情，要做到天时地利，才能保障能打胜仗，对于这一切，德生同志心中有数，指挥若定。他这样镇定自若的作风，是骨子里面形成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使军区主要领导干部交流经验，熟悉更多地区的情况，经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个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军令如山。奉命对调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在命令发出的当天即走马上任。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1973年12月至1985年6月，李德生同志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从中央到沈阳，李德生同志在心理上并没有什么落差，而是结合当地实际，依然老老实实做好工作，宠辱不惊，不骄不躁，抓工作不放松。他带领军区党委一班人深入调查研究，形成了一套适合特定历史条件下东北地区的作战和设防原则，促进了东北战略区建设。他坚持把教育训练摆在战略位置，狠抓部队军事训练和作风培养，有效提高了部队战斗力。他提出了组建合成军和在东北西部地区组建守备区的重大建议，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肯定，并付诸实践。他领导组建了我国第一个陆军预备役步兵师，组建了全军第一个激光模拟对抗营。他十分重视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积极参加和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协助地方抢险救灾，同东北三省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他关心基层部队特别是边防部队建设，走遍了东北的山山水水和军营哨所，为巩固东北边防作出了重要贡献。勘察地形，从大兴安岭到小兴安岭；侦察敌情，到中苏边境，冬日严寒，地面积雪，路滑不好走，军区给他配备了一辆吉普车，他坚决不坐，在一步步的行走中踏遍边境，勘察出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长期以来，他一直仔细、深入地研究军事战略，亲历战地，实地考察。过了春节以后，从中朝边境一直到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这里面有渤海湾，水道深浅不一，敌人情况如何，我们的设防措施如何，怎么有效地防御敌人的进入，这一系列的问题，德生同志仔细钻研，及时写报告交给总理，继而总理转交给毛主席。 不跟风 不跟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她的职务只是中央宣传部的处长，“文化大革命”一来，她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与林彪集团又勾结又斗争。林彪叛国外逃，折戟沉沙。江青的目光转向李德生。李德生不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国务院业务组、军委办事组、中央组织宣传组（1970年11月）都有职务，在军队里，是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71年1月）。李德生处理林彪事件的能力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得到周恩来、叶剑英和各方面的支持。江青是怎样施展伎俩“拉拢”李德生的呢？1972年12月21日，李德生从新疆回来。1972年阴历年的除夕，晚8时许，从来繁忙，今天格外安静的军委一号台电话铃声突然想起，打破除夕夜的寂静。一号台总机那熟悉的女接线员说：“江青同志办公室杨秘书的电话。”那边，杨秘书非常客气地说：“江青同志要我打电话，请转告德生同志，江青同志给德生同志拜年。”祝庭勋立即给李德生家里打电话，将这一内容直接报告给李德生，并且等着他如何给对方回话。李德生听了之后，只是答应一声：“哦！”从他历来处理事情的习惯，祝庭勋知道，这件事到此就算办完了。他不会给你讲为什么，确实也不便讲为什么。再讲一件事。还是1973年春末的一天，李德生偶犯感冒，在政治局开会时，服务员悄悄送了一次药，被江青发现了。江青显得格外关心地问道：“德生同志，怎么了？”李德生没有想到，江青居然发现医生送药这么一件小事，只好回答说：“有点感冒了，已经差不多好了。”不想第二天收到一个普通的药瓶，里面原来的药片和外边的药签已经没有了，药瓶上面贴张白纸，用铅笔写着“竹沥盐”三个字，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江青手写的“仿毛体”。小倪说，这是江青的警卫员交给他的，说是江青同志给德生同志治疗感冒用的。李德生有病，都是服用保健医生从解放军总医院开的药。他的身体好，很少有病，他是从不乱求医，乱吃药的。那瓶竹沥盐，连瓶盖都没有打开，一直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睡大觉”。短短几个月内发生的这些小故事，它多少能够折射出江青的一点政治心态，也可以看出李德生刚直不阿的为人。李德生从不搞大批判，修正主义，他也不说为什么不搞，保持不参与，不表达的态度，能够灵活处理各种事情，保持自己的立场坚定。管总政期间，参加中央政治局的活动和中央临时交办的任务。主持新疆会议，江青也跑去讲话：“虽然新疆问题是政局分工给德生同志管的，我是政局委员，我也来讲话。”江青讲了半天，李德生不发一言，不作任何表态。时任北京市军区司令，北京军区准备的一台晚会上，江青借机发表长篇大论，他同样是不表态，不拥护江青。既不批总政“阎王店”，也不叫“新总政”李德生“固定管理总政治部工作”，军委办事组只好按中央的决定，将原来由李作鹏管理的全军政治工作，转交给李德生。李德生认为，结合现实情况，继承和发扬军队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是总政治部的重要任务。然而，总政治部的现状，同它的历史地位完全相反。总政治部的机关已经被“砸烂”，被说成是“一筐烂梨”，被“军事管制”。总政治部的干部被诬陷为“阎王”、“判官”、“小鬼”。李德生首先抓总政治部机关的组织落实。首先是机关要精简，几经考虑，李德生和两位副主任确定了一个原则，即编制总人数定额为199人，人员按五个“五分之一”选调。1969年底，总政治部机关人员调齐以后，李德生亲自动员，要求从1970年元旦开始，组织干部学习，主要是学习古田会议决议，统一思想，不要急于下部队。李德生认为，毛主席要求自己三分之一时间学习，三分之一时间下部队，刚调到机关的同志，同样应当把学习放在第一位。1969年12月29日，总政治部通过在报纸上发表总政治部1970年新年、春节拥政爱民的通知，向全军表明，总政治部已经恢复工作了。这里又有一个新的题目摆在李德生面前。“文化大革命”中，总政治部成了“阎王殿”，被“砸烂”，有人把它叫作“旧总政”。而对刚刚恢复工作的总政治部机关，又有人叫它为“新总政”，以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李德生对此作了一番思索，确定了一个原则：总政治部停止工作两年多，现在是重新工作，不是重建，我们的统一说法应当是“总政治部恢复办公”，不能叫“新总政”，要给机关干部讲清楚，自己不能自称“新总政”，别人这么说，要加以解释、纠正。“恢复办公”，在当时真是少有的大胆的提法 。“大批判开路”同样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做法，干什么工作，都要先大批判一番，以示“破旧立新”。总政治部恢复办公，就遇到要不要批判“旧总政”这样一个必须面对的难题。为了慎重起见，特意要秘书找专人认真阅读，要他们不带框框，看过以后，提出处理意见。隔了两天，李德生单独听取了汇报。李德生听了汇报，不提任何问题，不作任何解释，果断地决定：“将材料全部封存，不必在新调来的机关干部中传播。机关继续学习，不要放松。”这种从实际出发的决断，使“大批判开路”销声匿迹，而机关干部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总政治部机关恢复办公，在认真学习的气氛中开始了。此后一段时间，总政治部保持了谨慎的低姿态，不轻易在重大问题上擅自作出决定，提出主张。在极左思潮盛行的时期，总政治部没有随声附和，没有新的“创造”。解决八一厂问题十大以后，李德生同总政治部临时党委研究确定，党委要直接抓好总政治部直属单位的批林整风运动。总政治部直属单位有解放军报社、八一电影制片厂、解放军艺术学院、军事博物馆、文工团、军乐团、八一体工队、解放军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解放军画报社等。直属单位的整顿从哪里入手？李德生说：“要抓那些影响大的，能够起重要作用的单位。”这是李德生的一贯指导思想。打仗的时候，他就是要打那些能够决定全局胜利的地方，即使一块“硬骨头”也要啃下来。平时工作，他也是要抓那些决定全局的有影响的项目。党委最后确定，直属的三个军级单位，先抓八一电影制片厂和解放军报社，尔后再抓军事博物馆（当时解放军艺术学院还没有恢复）。1970年4月，总政治部举办直属单位领导干部学习班，学习毛泽东有关落实政策的指示，以推动直属单位落实政策的工作。别的单位学习后，思想统一了，先后结束学习，返回原单位抓工作去了。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人员产生严重分歧。总政治部临时党委讨论时认为，现在解决八一厂的问题，就要下定决心决心，一定不能半途而废。现在没有林彪，黄、吴、叶、李、邱的干扰了，受到他们支持并有错误的革委会成员已经受到批评，大家对整顿都很乐观。李德生很清楚，八一厂之所以是块“硬骨头”，不只是过去有林彪集团的支持，还有一个难题，就是依然会受到江青的无理干预。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频繁接见八一厂人员和多次来到八一厂，她曾经指责八一厂是“文艺黑线专攻”，“坏人掌权”，“水浅王八多”。八一厂批判“三名三高”，许多“批判对象”是她点的名。江青视电影事业为她的“领域”，八一厂是她的“领地”。总政治部整顿八一厂，江青会怎么样？只要是有利于党的事业的事，只要是看准的事，李德生从来不会“绕道走”，从来不怕困难，从来不怕任何反对或攻击。这就是他的性格。参加总政治部临时党委会议的许多部长们，当时还不知道有个江青夜袭八一厂的“故事”。那是“九一三”后不久，1971年12月27日晚，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在军委办公所在地三座门开会，讨论清查林彪罪行的工作。突然，江青戴着皮帽子，披着黑披风，气势汹汹地走进来。一进门，就大声嚷嚷：“叶帅啊，不得了了啊，八一厂竟然有人揭发《红灯记》！我求求你支持我，去把这个反革命事件查清楚！”并不依不饶地说要马上去。“就是要奔袭！”她用了“奔袭”二字，显得问题多么严重。叶剑英坦然地答应说：“好吧，我们愿意陪你去八一厂。”他邀请参加会议的李先念、纪登奎同李德生等一道前往。李德生表示赞同说：“八一厂是总政治部管的单位，军委也要管，应当请大家一起去。”第一个得到通知的是彭勃。《红灯记》拍摄完成，有他很大的心血，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样片送审时江青也表示满意。怎么现在又有揭发一说。彭勃听江青扣来这么大的政治帽子，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想不明白，江青的真实意思是什么？所谓揭发《红灯记》，原来是他自己填写的地主成份，就成为“揭发”他是地主；揭发他是地主，就是揭发《红灯记》。而揭发《红灯记》就是揭发江青；接发江青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这就是江青的“推理”！“揭发”《红灯记》什么也没有查出来，江青难以收场，只好说：“今后，八一电影制片厂归国务院文化组狄福才和总政治部李德生两人领导。明天文化组派人来调查，一定要查个清楚。”第二天，文化组派人来到八一厂，在大会上号召抓破坏《红灯记》的“反革命”。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会吵吵嚷嚷，但是始终找不到根据。批斗彭勃，也斗不出个结果。人们知道彭勃在拍摄《红灯记》中的表现，更加同情他了。李德生第一次见到江青蛮不讲理到如此地步。他完全没有想到，“文艺旗手”竟然会是这样。对于政治局委员、主席夫人，应当尊敬；对于不讲理的事，要学习叶帅的办法，保持距离，“敬而远之”。但是，对于八一厂的问题，他并不因此而放手不管。李德生在1972年参加批林整风的繁忙活动后，挤出时间，到八一厂开座谈会，找人个别谈话，又派工作组去调查。不料文化组有人说：“总政治部无权调查，调查就是否定江青同志的指示。”总政治部的工作组只好撤出。江青夜袭八一厂后，彭勃的日子很不好过。李德生和田维会见了彭勃。李德生对这位很能打仗的老同志，很动感情地说：“你的处境很困难，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都是带兵出身，今天好比打一场恶仗，你腰板要硬，要敢于刺刀见红。在任何条件下，要咬牙，要顶住。只要有这种气概，我就不信你不能打胜仗!”李德生字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彭勃听得出李德生的话，既是劝说自己的，实际上也是他李德生自己的决心。李德生当面鼓励彭勃，同时，他将调查的结果，既不存在揭发《红灯记》的问题，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向中央写了报告。1972年4月20日，周恩来看了总政治部的报告后批示，《红灯记》拍得很好，八一厂做了大量工作。有什么错误，要接受教训，把革命与生产抓上去。李德生接到批示，立即转给彭勃，要求他们很好落实。在总政治部临时党委会上，李德生没有讲江青“奔袭”八一厂的故事，他只是说，现在到了解决八一厂问题的时候了。不解决，八一厂作为军队生产故事片的大厂，拿不出好的影片，满足不了部队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要，总政治部无法向全军交代。怎样解决八一电影制片厂批林整风的问题？李德生从总政治部机关抽调3人，又向李先念副总理商借3人。李德生接见了由6人组成的调查组，他明确提出，你们这个组到八一厂，不是去处理任何问题的，而是为总政治部解决八一厂的问题提供第一手资料的，因此叫观察组比较合适。他介绍了八一厂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讲了八一厂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破坏的情况，提出八一厂在今后应当拍摄更多更好的影片，这次一定要把问题解决好。他同样没有讲有关江青夜袭八一厂的事。这就使得观察组没有不必要的政治压力，没有先入为主的印象，可以不带框框，去做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观察组先后反映几个重大问题，李德生觉得这是解决八一厂问题的关键，必须统一思想，切实解决好。李德生亲自听了多次汇报，他给观察组的同志说：“解决好八一厂的问题，首先是批林，林彪、黄、吴、叶、李、邱插手八一厂，造成严重的破坏，要在批林中提高广大群众的认识，在批判派性中，增强干部、文艺工作者、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团结。其次，要在批林整风中配好领导班子。这方面，也要广泛听取广大群众意见。”1973年10月14日，八一电影制片厂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会议期间，李德生专门和一些有不同看法的同志开座谈会或个别谈话，听取意见，统一思想。会议开了将近一个月，开得比较成功，大家认识逐步统一，关系逐渐融洽。总政治部关于八一电影制片厂领导班子任命的报告，经过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传到江青那里。江青很不满意彭勃和几位老电影工作者也在领导班子里面。文件在传批中出现不同意见，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把报告退回总政治部。李德生看到这个披件，立即感到江青的这个批语十分厉害，她不在具体人选上做文章，而是攻击你取消革委会，“革委会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那么，你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李德生请总政治部临时党委的同志一起研究。大家到了李德生办公室，看到批件，都出乎意料。李德生让人找来《毛泽东选集》和《政治工作条例》，在党委会上读了有关章节。大家更加明确，我们军队历来实行的是党委集团领导下的军政首长分工责任制，八一厂是军队系统的单位，八一厂的成员都是现役军人，实行党委集团领导下的厂长、政委制，符合军队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原则。大家意见一致了，李德生让办公室再次起草向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报告，说明理由。总政治部关于八一电影制片厂领导干部任命的第二次请示报告，送到周恩来、叶剑英处，得到他们的赞同，批件传到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那里都没有异议，多数中央政治局成员已经认识一致，江青无法推翻。接到中央政治局第二次批件后，11月14日，李德生在京西宾馆会议室，召集参加八一厂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的全体与会人员，宣布命令，再次讲话。他特别说明：我们八一厂是在全国全军有影响的电影制片厂，一个很大的优势是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老同志多，各方面的骨干多。这次配班子，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同志进领导班子。他介绍说，毛主席在选举十届中央委员时讲过，当选的中央委员，不一定水平比没有当选的人要高，只是当选的人加重了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同样，我们八一厂，老同志很多，有经验的同志很多，没有进领导班子的同志，有很优秀的，不比进领导班子的同志差；进领导班子的同志，也不一定比没有进领导班子的同志强，但是我们的责任加重了。李德生又请几位有代表性的同志谈谈看法，会议开得很活跃。最后，他希望八一厂的同志，特别是老同志，支持新班子的工作。希望八一厂继续深入批林整风，增强团结 ，加强组织纪律性，抓好影片创作和制作，把八一厂的建设与各片种的生产搞上去。前后两个月，八一厂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坐镇空军：监视256，迫降直升机1971年9月12日晚8点钟之前，李德生来到人民大会堂富建厅，参加周恩来召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刚过午夜12点，周恩来叫来李德生，神情严肃地对他说：“现已查明，有一架空军256号三叉戟专机，从北京飞到山海关机场，林彪要乘这架飞机逃跑。主席已经知道，并且作了指示。你的任务是立即到空军指挥室，代替我坐镇指挥。发生重要情况，必须立即用电话向我报告。李德生马上明白了，毛泽东担心的事，已经发生。他坚定地回答：“明白了，有情况我随时报告。”林彪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由林立果组织了“联合舰队”，作为“基本力量”。按照林彪的设想，反革命政变的上策是谋害毛泽东，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中策是南下广州，另立中央；现在只能取下策，北飞国外。从林彪一行到达机场，到飞机离开地面，整个过程，只用了10分钟，即零时32分，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乘坐的256号三戟飞机已经起飞。李德生接受周恩来交给的任务后，快步走出人民大会堂，只带着随身警卫参谋，乘车沿着长安街向西，直往空军司令部而去。一路上，李德生脑中问题迭出：林彪要乘飞机逃跑，为什么？是他一个人，还是有好多人参与？乘坐的是空军飞机，起飞的是海军机场，吴法宪、李作鹏，还有黄永胜等人，同这件事情牵扯有多大？这些问题非常重要，但不是一下子能够弄清楚。他认为当务之急，一是必须牢牢控制空军指挥权，不能有半点疏漏；二是要监控好256号三叉戟：这应该是“坐镇”的关键。现在最重要的是，必须迅速控制空军指挥权，正确处置各种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不让任何违反中央命令的大事小事出现。李德生进入作战值班室，已是13日凌晨零点以后。正在值班的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副参谋长白云，出来迎接。李德生告诉曹里怀：“在北戴河海军机场，有一架空军的三叉戟飞机，可能要不经批准，突然起飞，中央命令我来直接掌握情况。”值班室内，作战、侦察、情报、通信等值班参谋人员，听到李德生的说明，都明白是出了大事，谁也不敢有丝毫疏漏，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履行自己的职责。很快，各个地面雷达网站的信息直传来，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飞机已经强行起飞。李德生要值班室立即通知对空军指挥业务很熟悉的梁璞迅速返回司令部。空军政委王辉球接到通知，不一会儿也赶到作战值班室。李德生在空中作战指挥室，始终注视着飞行标图，只见256号飞机的标志已经从山海关向北移动。李德生一边听着参谋人员的报告，看着标图；一边紧握专线电话，随时将256号飞机的走向报告周恩来。空军参谋长梁璞此时向李德生报告：256的飞行异常，已经不是常规飞行了。李德生询问有什么特点后要求参谋人员立即将飞机储油量换算出飞行距离。经在图板上测定，飞机续航能力最远飞不到乌兰巴托。李德生再次用专线电话向周恩来报告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以及对飞机续航能力的判断，请示周恩来飞机一旦出境，应该如何处置。周恩来在电话里告诉李德生，已经请示过主席，主席说，让他飞吧。李德生告诉在场的人员：“这架飞机不能拦截，不能打，让它飞。这是总理的指示。我们要始终掌握它的飞行动向，不能放松。要通过各种手段，侦察一切有关情报。”在此期间，李德生接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专人送来的电报，中央命令全国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实行全国禁空。此时，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给各大军区下达命令，立即派陆军部队进驻全国所有军用和民用机场。周恩来电话通知李德生，要求李德生通知各地空军配合陆军行动。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掌握着全局的动向，指挥各地的应急部署，随时向已经转移到人民大会堂的毛泽东请示报告。13日凌晨1时50分，256号三叉戟飞机飞出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后经证实，这架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了。13日凌晨1时50分，256号飞机飞越国境后，李德生坐镇的空军作战值班室。与256号三叉戟飞机外逃的同时，北京沙河机场又发生了一起直升飞机强行起飞的事件。他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指示：“这架飞机绝不能让它飞走!要立即迫降，迫降不成就坚决打掉！”李德生询问梁璞，怎么才能迫降直升飞机，技术上有什么问题？李德生认定，必须起飞战斗机，迫降直升飞机！他请示周恩来同意后，命令北京军区空军，派8架歼6战斗机起飞，一定要拦截住直升飞机。歼6战斗机起飞后，果然由于两种飞机飞行速度相差太大，无法接近直升飞机。李德生命令空军的地面雷达搜索，然后通过导航系统，向歼6战斗机指示目标位置，再由歼6战斗机向目标开炮。即使打不到，对直升飞机也是一个威胁，迫使它降落，防止外逃。后来查明，直升飞机上面乘坐的是林立果的亲信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前有禁空令，后有“林副主席手令”，这次飞行是怎么回事？驾驶员陈修文满腹怀疑地上了直升飞机，发现周宇驰他们神色紧张，并且强令向北飞，觉得事情不好，就故意制造罗盘古故障，改变向北飞行的方向，有意返航。“联合舰队”成员学过各种军事技术，周宇驰学过驾驶直升飞机，发觉不对头，用枪逼着陈修文掉头继续北飞。这时，歼6战斗机已经升空，经地面雷达引导，向直升飞机开炮。陈修文借口躲避歼6射击，东转西绕，向北京市郊飞行，最后不得不降落在怀柔县境内。周宇驰发现直升飞机仍然降落在京郊，大为恼怒。陈修文在与周宇驰博斗时被他开枪打死。周、于开枪自杀死亡。李伟信心怀畏惧，听到口令后，枪口朝天，虚放一枪，没有死，但很快被早已布下天罗地网的民兵抓住。那些散落在田野里的物证，也被民兵们一件一件地收集起来。直升飞机被迫降成功，李德生下令8架歼6战斗机返航。13日上午，李德生接到北京卫戍区传来消息，直升飞机迫降后，缴获了一批重要文件和外币，活捉一人，名字叫李伟信，是上海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另有两人已自杀。经过李伟信指认，他们是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和空军党委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处理林彪等人插手浙江问题1971年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期间，李德生按照毛泽东的交代，处理了一件事。毛泽东称之为“事关大局”。这个大局是什么呢，现在看来，毛泽东是为了解决林彪等人插手浙江，造成派性严重，军队内部和群众的严重不团结的问题，并且使南京军区重新实行对浙江驻军的有力领导。会议的第五天，即4月19日深夜，李德生赶到毛主席住地。毛泽东向他说，你在南京军区10多年了，浙江的情况，舟山的情况，都会知道的。那里的问题，拖的时间长了不好，应当解决了。你去找许世友谈谈，请他出面，抓一下浙江的舟山问题和军队之间的团结问题。1971年4月20日上午，李德生向许世友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许世友正准备参加会议，发言批评黄永胜、吴法宪。他对他们插手浙江问题，把军队搞乱，很有意见。一听到毛泽东的指示，显得特别高兴。二人交换了对毛泽东指示的看法。李德生离开许世友的住处，各小组已经开会了，他让人把某陆军的军长、政治委员从会场请到自己的房间。李德生向他们说：“主席对于舟山的问题，对浙江驻军的团结问题很关心。主席不希望看到浙江的形势继续现在这样一种状况，也不希望浙江驻军不团结。我们正在开批陈整风会，主席讲了，开展批陈整风运动，重点在批陈，就是不能让陈伯达一类政治骗子搞天才论、搞分裂的当；而且要通过整风，开展认真地批评，进行一场自我教育，从而更好地团结起来。主席提醒我们，军队要谨慎，我们都要注意啊。对于解决浙江舟山问题、驻军团结问题，主席提出来，请许司令员出面，和你们商量，解决好这两个问题。”这两位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如此关注浙江的问题，都显得特别感动。又听说毛泽东交代许世友亲自抓浙江舟山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地方的问题。李德生安排了许世友同他们谈话的时间，分别通知他们。许世友按时找到二人，坦诚地谈了军区的意见。他们也汇报了有关情况，表示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在许司令员的领导下，把驻浙江陆海空三军、省军区、舟山要塞区的团结搞好，以军队的团结促进地方的团结。李德生参与了双方的活动。然后，他将处理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一份400字的简短报告，如实地汇报了双方的看法，包括许世友过去的那两点顾虑。许世友不怕避嫌，自己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自己的看法，也不应当避嫌！李德生的报告是4月24日凌晨送出的。毛泽东看到李德生报告后，当天早上就作了批示：“这样就好。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我历来认为，同志之间由隔阂，有问题，应当耐心商量，多做谈心工作，不宜急躁，也不宜久拖不决。工作不顺利，有中央帮助，总会解决。”后来这几句话成为批陈整风和批林整风中，解决团结问题的重要原则。当时浙江的问题，有张春桥、黄永胜、吴法宪插手，有林彪的亲信多次去策划，有陈励耘在浙江直接操纵，情况确实比较复杂。同他们之间，讲团结，无异缘木求鱼。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通过整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通过这次交锋，许世友、李德生直接接触那两位同志，同他们开诚布公地谈心，使他们对自己的问题，有所警觉，起到了敲警钟的作用。正是有了这次谈话，“九一三”后，1972年三四月，浙江省委和驻军的10位领导同志到北京开会，在政治局直接领导下，在许世友主持和帮助下，揭发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在浙江的大量阴谋活动，同时批评帮助了犯错误的同志，使他们认识到“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态度逐渐好转，认识逐步提高。谦虚地行走 大爱于无声从政局候补委员，到政局委员，政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一路走来，官职越大，李德生却戒骄戒躁，还是老老实实地抓工作。为人一向谦虚，很多事情都信件呈上，请示副主席、总理，毛主席也很看重他，唯独将他调到北京来，并且当时他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要是换了别人也许会受宠若惊，他反倒没有，依然保持宠辱不惊的作风，这是令人意外的事情。1973年当了副主席了，地位很高，但他只是说：“我还是北京军区司令”，对他来说，一切并没有什么变化。李德生总是给予身边的人默默的关心与关怀，“正派，厚道，公道”是他给祝庭勋的最大印象。在李德生的回忆录里，大概写了100多个人，绝大多数都是在写别人，这与通常的个人回忆录有很大的不同。一般人的回忆录都是在写自己，怎么打仗，怎么指挥，他却不同，当连长的时候，连战士的名字都点到。他写所有战役，所有事，都与别人息息相关。虽然不会轻易地表扬人、批评人，但与他相处过的人都能感觉到大爱无声，润物于心的温暖。人物介绍：朱庭勋，1932年6月出生于江苏省淮阴县（今淮安市）。肄业于南京金陵大学附属中学。1949年6月参加革命。历任新华社随军记者，解放军16军47师政治部宣传干事。参加了解放西南、抗美援朝战争。1960年后，任沈阳军区政治部编辑、秘书科副科长、副秘书长。1969年12月，任总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1971年至1974年间，任李德生同志秘书。1983年至1993年，任在总政治部秘书处处长、副秘书长、群众工作部部长，解放军报社社长。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4年离休。著有人物传记《生命线之歌》。